熊本快乐成长日记 我比想象更勇敢 fb2 免费 lrf 下载 kindle azw3 pdf 阿里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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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通过对于传统史观的突破，重新划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共同体的心里认同边界。首先在空间结构上突破了以中原为中心的视角，认为中原史只是中国史的一半，还有另外一半发生在草原、绿洲、雪域、海洋等地区。其次在时间结构上，根据普遍的理想与特殊的现实之间的循环转化，提出了四个历史大循环的观点。

中国的国家统一与现代化转型，需要同时完成三个彼此矛盾的任务：

1、实现国家的动员和组织；

2、超越汉民族主义；

3、超越中华民族主义。

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基本判断：

1、它会是对中国历史内在目的一个现代化过程。这个自我超越的内在目的，是中国的精神现象学过程的必然方向。

如果欠缺对传统的接续，自我身份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。

2、它会是对以共产主义为中介而为中国打开的全球视野的一个继承。

如果欠缺普世民族主义的格局，则无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体量，从而无法理解世界与自己。

3、它会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法-权价值观念与法律技术内化于中国的精神当中。

如果欠缺现代法权观念，则无法兑现每个个体的尊严与价值。

所有的轴心文明的普遍理想，都有着对于个体尊严的普遍承诺，东亚世界的轴心文明自然也不例外。

只有负载轴心文明的民族，其精神中才会有这样一种外化为普遍帝国的需求，并会努力将其文明向外传播；而受惠于轴心文明之传播，无此负载的民族，诸如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，其精神中则无此需求。所以在东亚，只有中国才天然地追求成为一个普遍帝国，其他国家则是要努力将自己区别于帝国，通过从帝国吸收的精神资源，反过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性。这形成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精神现象学历程上的本质区别。

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完成突破，这就使得由西方所开创并承载、但在本质上属于全人类的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法律秩序的到来，称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、中国的轴心文明兑现其理想之承诺的一种内在要求。

现代秩序是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政治、观念等多个子系统共生的整体，中国因此而实现的转型也必须是全方位的，而绝不会是片段性的，任何片段性的转型都不可能获得成功。

中国将像千年前将佛教吸收为本身的一部分一样，将这些新的要素也都吸收进来，变成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内卷化：封闭社会里超大规模的人口，造成劳动力成本非常低，任何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之技术...

此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“精神解放”运动，而不仅是一场启蒙。启蒙可能带来大量信息，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何为。所谓精神解放，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。

1、我们需要有历史政治观上的转变，对世界秩序进行全新的理解与实践；

2、我们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进入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。

本书最终判断：

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，决定了，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。

几个知识点：

大陆法系：立法主导，对法律的发明，政治先于社会，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想的外化过程。

普通法系：司法主导，对法律的发现，社会先于政治，是诸多具体的个别利益的聚合过程。

19世纪后期，西方将各国划分为三种：

文明人 civilized humanity

野蛮人 barbarous humanity

未开化人 savage humanity

整部人类历史，归根结底是人性的运动史，其中的高尚与卑下，皆是人性的呈现而已。奇妙的是，人性的高尚，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善；人性的卑下，带来的结果不必然是恶。这部人性的运动史，其方向是锁定的，即自由的普遍实现。自由的普遍实现，不在于理念价值意义上，而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普遍实现上。

财政能力与地理的关联，则在于地理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。不同的地理结构与气候条件，会决定何种社体经济是最有效的，从而决定了不同的税基形式及征收成本。

普遍帝国要突破这样一种两难困境，唯有从“伦理官僚世界进人到“政治世界”，将帝国的自我身份与伦理剥离开，实现政教分离，否则必定无解。这需要有一种根本上的精神转型，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政治观念上的“哥白尼革命”，此种精神转型将会非常痛苦、非常困难。但帝国所承载的普遍理想，其若欲成就自身，便必须经历这一过程。只有普遍理想摆脱了与政治的结合，摆脱了被建制化的命运，才能够自由地弃流，才能够真正地起到匡正世道人心之功，而不再是不断地被政治所异化。

进人“政治世界”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国家的自我认同基础应该是，政治只处理与世俗相关的事务；道抉择的问题具有属神性，应该将其交给个人来决断，国家承认每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。但是一旦进这一阶段，对于满洲人来说一个麻烦就出现了，因为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血统不再是无关紧要之事。于是大清的转型就此进人到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，要同时处理多个彼此矛盾的任务；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，对于各种危险都有清晰的理解方可。这样一种要求，对于大清的局中人来说无疑太过高了，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没有这种理解力，当时的各种精英也都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理解力。这样一种理解力，必须在历史的痛苦磨炼当中，才能逐渐浮现出来，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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